义乌怎么发展起来的？

义乌却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县。

昔日，义乌这片土地上，有着“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七山指的是它的地形地貌有七分是山地和丘陵，这样的环境导致义乌这个地方资源匮乏，交通十分不便，当时义乌民众的生活条件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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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改革的春风吹到义乌时，这里的居民发挥了自己的勤劳、吃苦耐劳的精神。

义乌的居民挑着货担，摇着拨浪鼓，他们用双脚走到不同的乡镇，然后喊着“鸡毛鸭毛换糖喽……”的口号，获取微薄的利润，因而义乌的货郎还得了个“敲糖帮”的名声。

《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担‘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以取微利。”

凭着自己的努力，义乌的居民们逐渐打响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名声，义乌居民也由路边摊式的经营模式，逐渐转型为商贸城。

义乌居民也从买全国小商品，到卖全国卖全球，他们出售的商品也从卖残次品到卖品牌货。

一步步走来，义乌居民用40年时光，创造了一个奇迹，如今的义乌早已享誉全球。

但成也外贸，败也外贸，疫情爆发外国封国以来，不少义乌商家表示：“疫情开始之后，订单量整体下滑差不多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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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穷则思变，面对如此局面，不少义乌商家开始思考起转型的问题来。

发展“地摊经济”转内销，或者与阿里巴巴合作借助阿里的外贸销售渠道破局，成为了义乌商家当下热门的两种转型思路。

义乌将推动商家搬到阿里国际站，一年将引来500万采购商。阿里国际站还要办一场专属于义乌的全球首个小商品线上展会。

43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义乌秉持“勿以利小而不为”、“出六居四”（义乌方言：自己留利40%，60%给别人）的商业和财富逻辑，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开放的姿态。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创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奇迹，也使之成为改革发展“模范生”。

从一开始的鸡毛换糖，到如今的跨境贸易桥头堡的奇迹蜕变，离不开义乌人敢闯敢干的奋斗精神，如果说时代的机遇是一个个浪潮，义乌无疑是冲浪先锋。

益者。

义乌是“吃改革饭长大的”。而在不断改革、迭代发展的过程中，“真理的味道”和义乌发展经验，连同义乌人独特的商业基因一同沉淀，延续至今。

真理的味道和义乌发展经验

驶过主城区，再穿过隧道，40分钟左右的车程后，你就可以从市中心来到重峦叠嶂的分水塘村。这里，是著名思想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望道的故居所在地。

诞生于此并接受了早年教育的陈望道，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陈望道侄女婿陈详有告诉第一财经，从6岁开始上私塾，一直到从日本中央大学毕业，陈望道相当于读了22年的书，“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有那么长的学习阶段是并不多见的”。这与陈家父母对教育的重视密不可分，也与义乌“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一脉相承。

义乌是靠小商品发展起来的。

义乌工业从前店后厂起步，从小商品生产入手，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集聚提升的成长历程，工业逐渐成为支撑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008年，义乌市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工业企业数增加到1.6万多家。目前，拥有省级经济开发区2个，国家级产业基地10个，中国驰名商标70个、国家免检产品13个，中国名牌产品7个、国家标准5个，涌现了一批全国乃至世界行业单打或团体冠军，形成了“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格局

1982年，一个经常到廿三里集市摆摊的女人，在义乌县委旁边的理发店门口，堵住了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路，愤懑地喊出“为什么不让我们摆摊”，让他大为震动。几个月后，经过多方调查的谢高华认为，“鸡毛换糖”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便在廿三里镇开放了第一个露天小商品市场，不过四分之一个足球场的面积，登记摆摊的人将县政府挤个水泄不通。谢高华当时已经51岁，是一位有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但他态度坚决：“宁可不要‘乌纱帽’，出事我来担！”

此后十年，政策一路开放，市场迅速膨胀。到1992年，篁园路小商品市场开放，摊位增至2万多个。

往回追溯100年，义乌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过是一个破旧的小县城，“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种地是唯一收入来源，然而义乌土地贫瘠，百姓一度穷得无米下锅，把荸荠和萝卜混在稀饭里充饥，一个月吃不到一斤米。

义乌江边适种甘蔗，用甘蔗熬出的红糖，可以拿来换鸡鸭鹅毛。改革开放后，为解决温饱，陈小丰的父亲挑起了货郎担，开始鸡毛换糖。

第一批鸡毛换糖的义乌人，挑着红糖，担子里装着头绳、发卡，摇着拨浪鼓，风餐露宿，一路步行到江西、湖南、广东。再将当地的稀有小商品，带回义乌。

自发组织的集市在廿三里镇悄悄发展起来，大家提着篮子，背着布包，约定俗成“一四七”的上午是开市时间，在这里交易一些生活用品。但在80年代初，鸡毛换糖的商人，被视作是投机倒把，如果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的人“逮住”，就会“全军覆没”。

1982年，一个经常到廿三里集市摆摊的女人，在义乌县委旁边的理发店门口，堵住了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路，愤懑地喊出“为什么不让我们摆摊”，让他大为震动。

几个月后，经过多方调查的谢高华认为，“鸡毛换糖”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便在廿三里镇开放了第一个露天小商品市场，不过四分之一个足球场的面积，登记摆摊的人将县政府挤个水泄不通。

谢高华当时已经51岁，是一位有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但他态度坚决：“宁可不要‘乌纱帽’，出事我来担！”

那时候，陈小丰不过十来岁，他的父亲便是在露天市场摆摊的其中一个，经常往返广州进货。

此后十年，政策一路开放，市场迅速膨胀。到1992年，篁园路小商品市场开放，摊位增至2万多个。

陈小丰父亲也将摊位搬到商品城，开了工厂，请来广州的师傅做手工饰品，一卖就火。“月工资300元的年代，我家已是万元户。”

外贸初现

2002年，义乌商贸城一区投入使用，散布在义乌各处专业市场的摊贩，找到大本营，纷纷入驻。

已经毕业的陈小丰，在父亲公司上班。也就是这时，他发现，背着现金来义乌扫货的人里，出现了很多老外。

“几毛、甚至几分钱的手链、BB机链、打火机链尤其受外国人喜欢。”靠卖这些小饰品，陈小丰家的工厂年销千万。

春江水暖鸭先知，外贸在义乌兴盛起来，最早就是由这批勇立潮头的商人传递出来的。

2000年初，外贸在义乌苗头初现，95后黄璟丰的父亲，果断盘下20亩土地，建了义乌第一座香水工厂，专攻外贸。

“那是人找货的年代，只要把瓶子拉回来，香料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 一瓶香水出货价6.5元人民币，没几年，出货额就过亿了。

黄璟丰公司的产品展示区

黄璟丰用“睿智”来形容自己这位70后父亲。黄璟丰出生那年，父亲到广州找货。亲自将乳液、面霜等化妆品，一车车运回义乌，“两年就买了辆几十万的桑塔纳。” 如今，黄璟丰家的“美之源”，是义乌最大的香水工厂。

为了迎合市场，2004年之后，义乌市场的主管和运营单位商城集团，在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设立办事处，为的就是帮义乌商品搭建对外桥梁。这也吸引了更多外国客户来到义乌。

跨境电商

第一代义乌商人走街串巷，摆摊建厂，打下了坚实的商业基础，让义乌小商品市场名扬内外。此后，一大批做着财富梦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张新刚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义乌商贸城建到了二区。张新刚大学毕业，到义乌寻找机会。“第一批富起来的义乌商人，已经很富有了。”整个县城，大商场只有一个解百，路边皆是低矮小区与农民房。唯有商贸城附近，豪车遍地。

张新刚开了间骑行俱乐部，将日理万机的老板们汇聚一堂，每周办一次骑行活动。

一辆专业的山地自行车，少则上万，多则十几万元。不少老板拖家带口地参加活动，一年要花万把块在骑行上。每年，张新刚的俱乐部都能增加五六百张新面孔。

张新刚的骑行俱乐部

但他并不满足于带活动。2010年，张新刚开了间ebay店铺，在当时的义乌，是个大胆的尝试。同时期做跨境电商的不超过50家，且都是闷声发大财。

“信息差带来的价格差很恐怖，进价几元钱的骑行袜子，上架卖9.99美金，单链接一年要卖几千双。”三年后，张新刚转战速卖通，成为速卖通在义乌的第一波卖家。

义乌人都在通过贸易商做出口的时候，张新刚就已经撇掉贸易商，直接将货卖给国外的小B分销商和消费者。在速卖通上卖了2年户外装备，张新刚就拥有了自己的工厂。

张新刚开始做跨境电商的这一年，衢州妹子方晓君走遍自家亲戚，写下一张张欠条，拿着借来的几万元，到义乌租下半间档口，开始守株待兔般地等待客户。

方晓君瞄准窗帘类目里的卷帘，自己找工厂、谈价格。第一个月，便成交了十几万元的订单。对方是个埃塞俄比亚的华人，创业初期，带着起步资金到义乌。双方都是第一次跟人谈生意，一下便爽快地合作了。“当时同行里，最大的订单也不过20万。”

没多久，方晓君便入驻阿里巴巴国际站，过几年也开了工厂。

在义乌，第一批做跨境电商的人，大部分都是外来创业者。老一辈白手起家的商人，为义乌冠上商贸城的称号。外地淘金者，将义乌搬到线上。两代人的故事彼此交错，在各自时代里留下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