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范仲淹变法触动了谁的利益？

 王安石与范仲淹的变法触动了保守的旧贵族的利益。

王安石曾经在公元1058年向宋仁宗上了万言书，提出了他的主张，但是并没有收到重视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期推行了变法。但是由于变法派出动了北宋大官僚，大贵族和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对和攻击。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对国家有好处，但损害了很多封建贵族和官僚的利益，朝廷中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王安石不得已，只好辞了官，回到江宁的家中。

他买了一头小毛驴，经常骑着它游山玩水，有朋友劝他坐轿子，轿子比骑驴舒服得多。他认为让人抬着走是把人当牲畜使，不肯坐轿。王安石在家也常钻研学问，他写了很多好文章，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说起北宋时代的变法，就不得不提起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虽然都是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和王安石两人为了改变大宋积弱的局面而做出的努力却得到后人的认可。二者同属北宋时期的改革，自然也常常被拿来相互比较。

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都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不过如果你细心，你会发现反对庆历新政的人和反对熙宁变法的人完全不一样。反对庆历新政的人有夏竦、贾昌朝、章得象、宋痒、王拱辰、刘元瑜、钱明逸等，这些人有部分在反对范仲淹的过程中曾经使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被后人认为是小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却大多都是被后人认为是君子的人，包括司马光、苏轼、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北宋名臣。反过来也是，和范仲淹一起参与变法的欧阳修、韩琦、富弼、蔡襄、杜衍等名留青史的名臣，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吕惠卿、章惇、曾布、蔡确等都是《宋史》奸臣榜上的人物。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反对范仲淹的都是小人，反对王安石的都是君子呢？

首先，小人和君子的定性是很难确定的。

必须明确的是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并不一定会公平，而是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宋朝是理学从诞生到发展最重要的阶段，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以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这种思想的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一套道德体系，并将这套道德体系作为统治阶层和王权的合法依据。反对或违反这套道德体系的人或事，就会被批驳，甚至会被认为是另类。这套道德体系是维护传统和旧制的，变法恰恰是对旧制的改变，随着变法的不断深入，反对声也会越来越大。

范仲淹本人就是理学道德体系的构造者之一，他的变法也是在维护理学道德体系的前提下匍匐前进，反对声音自然小很多。不过，随着变法的深入，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只是范仲淹的变法时间较短，变法不够深入，在地方上的变法措施也没得到实行。

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变法思想和做法与传统思想完全不符，并因此引发新旧党争。北宋末年的党争极为激烈，很难说谁是谁非。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熙宁变法已经被定性为乱国之法。元朝又是理学发展大成的阶段，在对宋朝历史的编修时，参与变法的新党派大臣也大多被定性为奸邪，反对变法的大臣却得以青史留名。

所以，君子与小人的界定本身存在着不公平，也导致在表面上看反对范仲淹的好像都是小人，反对王安石的好像都是君子，其实未必会如此。

其次，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法方向不同。

范仲淹的变法的主要方向是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实现社会和谐。

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阐述新法的十大政策，其中排在最前面的四条政策“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为提拔人才和整顿吏治的相关措施，也是变法中最先实施的措施，而后面的厚农桑、减徭役等富国强兵之法均胎死腹中。在这种澄清吏治的改革中，范仲淹并没有违背当时的道德体系，而是在道德体系之内进行改革，得到理学大家和舆论的支持，例如宋初理学三先生中的石介、孙复、胡瑗等，反对范仲淹的人大多都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例如贾昌朝、章得象等。

理学家石介曾于庆历三年写赋《庆历圣德颂》，在这首赋中，他对庆历新政大唱赞歌，并列举了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蔡襄、欧阳修9个君子，认为新政将在这9大君子的指引之下将创造大宋盛世。但这9个君子中，有两个后来走向新政的对立面，即章得象和贾昌朝，其原因就是新政侵犯到了他们的利益。例如章得象和贾昌朝各有5个儿子，都是通过宋朝的恩荫制度当官的，他们的孙子搞不好还得靠恩荫当官。新政实施以后，恩荫制度会被改革，子孙不能依靠祖辈、父辈的功劳或地位当官，而是必须参加考试或考核。如果当官没有给子孙带来好处的话，那么十年寒窗苦读又有什么意义呢？范仲淹的变法侵犯到为官者的利益，朝中大臣反对激烈，章得象和贾昌朝作为直接受害者，能不反对新政吗？

王安石变法则是通过理财的方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青苗法是利用全国各地的粮仓存粮作为资金借贷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均输法和市易法是通过政府手段调控物价，控制商品买卖，减少商品流通环节。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都是以为宋朝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其他法令也有明显的为国聚财的目的。然而在北宋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体系中，士大夫通常认为重名轻利才是高尚的，高尚之人不能逐利，更不能与民争利。王安石变法却处处逐利，尤其以朝廷身份从事工商行业，更是为士大夫所不齿。变法从思想到措施，无一不是对传统的颠覆，一些比较有创新思想的做法也被认为是有悖道德。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除了旧制的既得利益者之外，还有很多虽没有利益关系却坚持维护旧制的士大夫，这股力量占了舆论的主导地位的。那么支持王安石变法和被王安石提拔起来的这些人，在士大夫们看来就成了小人了。

再次，范仲淹和王安石用人的方式不一样

范仲淹在变法之前就有很大的名气，为天下文人所推崇。在变法后，范仲淹主要任用一些志同道合之人，这些人本身就有很大的名气，号召力极大，是公认的能人，也是士人口中的君子。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范仲淹也比较注重官员的品性和能力，对一些碌碌无为的官员则放弃使用。范仲淹在挑选巡察各路的按察使时，就曾因为太严格而导致富弼的担心。范仲淹这种铁面无私的做法，让他赢得士人们的支持，因他的打击而利益受损的小人则会反对他。

王安石开始变法后遭到很强烈的反对，甚至此前与他交好的好友也走到对立面。为了推动变法，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人进行打击，尤其是曾一度清空台谏官员，并换上自己人。过分扩大化打击政敌，使得支持变法的人越来越少，人才匮乏，王安石不得不匆忙提拔一些新人推动变法。王安石只注重法的推行，却忽视法的推行效果取决于人，他在用人上讲究的是支持变法的就大胆任用。这种忽略考核的任用，让一些为了做官而巴结逢迎的投机分子得到了机会，他也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君子反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变法是在遵循宋朝当时的道德体系之下，对宋朝吏治进行改革，虽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为官者的利益，却得到士人们的普遍支持，反对他的都是因变法而利益受损的人。王安石的变法则是在思想上颠覆了当时的道德体系，虽是为国家着想，却遭到士大夫们的普遍反对。

在面对强烈的反对时，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做法也不一样。范仲淹无法压制反对的声音，又得不到宋仁宗的大力支持，最终新政只能草草收场。王安石则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强力推进变法，也使得反对声音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变法失败。

确实触动了贵族大地主的利益，所以“变法”遭到他们的反对。

“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由政府向农民贷款放粮，限制贵族大地主的重利盘剥；“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取消贵族大地主在某些方面的免税免役特权；“农田水利法”，奖励开荒和兴修水利，打击贵族大地主对水利的垄断；“均输法”和“市易法”，抑制贵族大地主囤积粮食，操纵市场活动。

以上这些变法内容都在抑制贵族大地主的垄断、兼并活动，把利益向下层百姓倾斜。这就是贵族大地主所以要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原因。从这一点可以看的很清楚：王安石利他、为民、品格高尚。司马光自私、为己（自己就是官僚大地主）、人格低俗。